-本报记者 周 益 李 诚

　　释永信的一天

　　记者在少林寺见到郑书民时是上午9点，据郑透露，此时释永信已经起床4个多小时了。

　　“方丈会在4点多起床，然后坐禅两小时，7点去斋堂和众僧一起用斋，上午在寺里各处巡视，处理寺务。下午研习佛法，也看看其他方面的书，晚上看看新闻，然后尽可能早点睡觉。”郑书民在少林寺的大雄宝殿中对记者透露了释永信一天正常的作息安排。

　　想采访释永信必须通过郑书民这一关，“你看，要采访方丈，连中央电视台的也得排队。”郑书民点开电脑屏幕上一个电子文档，指着上面列出的媒体名单对记者说，“这采访的预约时间都排到几个礼拜外了。”

　　“开会，接待，开会，接待，方丈太忙了。”自称是“打工仔”的郑书民用这些话来点评这个他称为方丈的“老板”，他告诉记者，实际上释永信不可能像此前所说的那样正常作息。

　　他有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外面的饭局上，甚至晚上都在异地甚至异国就寝。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往往是在接待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大人物来访、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只有一点释永信始终保持着：不管头天晚上休息得多晚，他总会在5点钟之前起床。

　　“今天一个非洲国家的议长来少林，他要负责接待，你今天肯定碰不上他了。”为了向记者证明所言非虚，郑书民拿出了释永信的日程表给记者看，期间还给释永信的助理打了好几次电话。到中午12时，他苦笑一下，说：“方丈现在也没吃饭呢。”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郑书民表示对很多采访都很后悔：“现在很多报道都把方丈写得很势利，我非常生气。”　　

　　在郑书民眼中，释永信“非常不容易”，他对记者说：“这么多年很艰辛地走下来，他一直在探讨少林寺的发展，探讨佛法该如何发展，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少林寺1500年前就存在了，那1500年后呢？’”

　　CEO的由来

　　这样的等待，在记者前往少室山前，很多同行都提醒过。不过，这并不妨碍释永信在媒体上频频露面。

　　他总是一身黄色僧袍和红色袈裟，体型略微发福，他会坐着配有专职司机的越野车四处旅行，也会乘坐喷气式客机周游世界，他还在世界赌城拉斯维加斯举行大型表演，又与好莱坞明星交往，并在全球开设少林分寺。在最近的一次接受采访时，释永信自称最喜欢独坐禅房，打坐、思考。但随后他即感慨，自己每年有超过1/6的时间在国外飞，和上流社会打交道，去过的国家现在连自己也数不清。

　　人们对少林方丈的印象大多来自金庸、古龙的小说，严肃、古板，与世俗生活隔绝，是那些书中方丈的生存方式。而在释永信的身上，则难见这样的痕迹。

　　据了解，如此高频率的曝光率，始自2004年的一次美国媒体的采访。据郑书民透露，2004年美国探索频道来少林寺拍一个节目，“可能是英语里‘方丈’没合适的对应词，所以节目管方丈叫‘少林寺CEO’。结果就打那起国内媒体突然开始对我们集中报道起来了。”郑书民说，“虽然觉得这称呼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大家都这么叫，方丈也只好认了。”

　　一名曾经采访过释永信的同行告诉记者，这位面相憨厚的佛门CEO有着常人难逮的铁腕，民主化管理在他看来是行不通的。诸多大型国企的“领导一支笔”制度在少林寺别无二致，而许多决定少林寺发展的大事，也都由这位穿着袈裟的CEO一人拍板。对于这个评价，释永信曾在一次媒体采访时坦陈：“民主管理也许在别的地方行，可唯独庙里不行。俗话说：一百个和尚乱当家。因此，我不相信民主，在我看来民主就是平庸。好在我的‘独断专行’给全寺带来的结果摆在那里，大家还都相信我，认可我，起码目前我还没听到内部反对的声音。”

　　“释永信”的由来

　　有关释永信出家有好几个版本，在河南同行的帮助下，记者把各个版本进行比较整理后，大致整理出了释永信的出家之路。

　　释永信祖籍安徽颍上，俗姓刘，名应成，1965年出生，父亲是水电部第四工程局的一名职工，参加过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建设，母亲一人在家带着5个孩子务农，他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刘应成的父亲曾经到过少林寺，所以也知道了“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于是，在回家探亲时给孩子们讲了这个故事，年少的刘应成就记住了少林寺。

　　1981年3月，春节刚过，16岁的刘应成只身一人，来到少林寺。但是，刘应成身上没有介绍信，只能再回安徽补开介绍信方能加入“少林寺生产队”。当然，刘应成能成功皈依佛门与他母亲信佛是分不开的。另外，他共有5兄妹，家里也不指望着他传宗接代，出家就得到了家长的许可和理解。

　　待刘应成拿着介绍信来到少林寺的时候，少林寺在编人员不到10人，而且都是老弱病残，共有30余亩薄田。口粮不够吃，早晚两顿玉米糊糊，仅中午一顿馒头，且限每人两个。如今的释永信回忆说，许多人以为他当年出家是为了在寺院里混个饱饭，其实，当时寺院里比起老家的生活差远了。

　　在寺里，释永信做过饭，放过牛，种过地……他的勤快、好学很快得到了几位老和尚的赞许，更是获得行正和尚的喜爱。在行正的主持下，释永信就在少林寺立雪亭举行了简单的皈依仪式。

　　1984年，行正方丈让19岁的释永信成为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被别人称为“二当家”，协助行正方丈处理日常寺务。

　　此外，释永信还设法筹资修复了法堂、钟楼、鼓楼等，给少林寺找回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气象。而行正方丈1985年查出得了胃癌，也在默默盘算着接法传人的最佳人选。

　　一天深夜，释永信来到行正方丈床前，行正方丈问：“你有事吗？”释永信答：“弟子这些天来，看到师父已是年迈多病，处事常常力不从心，有心代师父挑挑担子，不知师父让不让弟子代师父来挑？”行正不动声色地问：“你的肩膀能够挑动多少斤？”释永信答：“师父原先能够挑动多少斤，弟子现在就能挑动多少斤！”

　　1986年，释永信成立少林寺拳法研究会，任副会长；第二年，又发起建立少林寺武术队，后发展为武僧团，任团长。

　　1987年8月，老方丈圆寂，年仅22岁的释永信承师衣钵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寺院住持。

　　方丈的梦想

　　上任不久的释永信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带武僧团走出少林。从1989年起，武僧团应邀出访世界各地，在全球掀起少林功夫热。

　　1996年，当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因特耐特”，少林寺便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寺院网站，而后又把多年来讳莫如深的《易筋经》《洗髓经》等少林秘笈大大方方地摆到了网上；而当国内艺术界尚视音乐剧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脔时，他又第一个用这一高难形式包装少林功夫，“我请的都是国际上顶尖的作曲、舞美和导演，导演还得过奥斯卡奖”。

　　在释永信看来，尽管和尚应该脱俗，但在内心“见性成佛”的同时也不应该避世。

　　如今的少林寺，在释永信看来还不够，他曾这样描述过他的梦想：“少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强势符号，理应有与之匹配的像红学那样的‘少林学’一类的显学。因此，我打算邀请国内外一流学者群策群力，让少林文化学术化、国际化。”还有一个则要具体些，那就是准备与好莱坞合作，在赌城拉斯维加斯推出一台“非常豪华”的少林功夫剧目。“赌城怎么了？某种程度上也是个胜地，世界各国最好的节目都会去那里表演，那里聚集了一大批顶尖的艺术人才，代表着世界主流的时尚文化。”

　　尽管释永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屡次表示不怕舆论对他积极营商的指责，但他也有忌惮“人言可畏”杀伤力的时候。因此，那辆由郑州市因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功而奖给他、结果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价值上百万元的途锐大吉普，释永信只将其作为接待贵宾专用，“政府给的荣誉，当然不能不要”。而自己则老老实实坐原来的别克商务车。“车只是个代步工具，有辆坐就挺好，比以前骑驴下山强多了。”

　　当记者采访结束下山时，郑书民对记者说：“少林寺现任编制大概在200人左右，方丈跟我们常说，这区区200人相比少林寺最繁荣的贞观年间(2000多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遥想贞观年间，2000多人习武，该是怎样一个壮观场面？

　　少林寺在编的和尚才200多人，可少林寺外的假方丈就有上千人，更不用说各种以少林冠名的武校、商铺、饭馆、旅店。

　　“俺们这地方是山区，以前是郑州最穷的地方，现在全省县级市里都算得上最富的。还不是因为有少林寺这个金饭碗！”一个土生土长的登封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边扯了嗓子对记者“吼”道，“大大小小的少林武校，正规的就有好几十家，五六万个娃在里面吃住学，这不都是钱啊！”

　　类似的说法记者在少室山脚下也多次听说，在这些当地人的朴素逻辑里，释永信这个少林方丈就是当地的致富带头人。而从登封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少林寺成了登封市旅游经济的支柱：少林寺门票多收入1元，其他相关消费就增加9元，同时增加4-6个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