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为保护双墩1号墓而建的墓坑大棚

封土去除后的1号墓航拍图，图中东向突出即为墓道，圆形墓周围可以看到明显的白土圈。

成千上万规则排列的土偶、无法解释的放射状图案、“秦始皇级别”的怪异大墓、从未见过的怪异青铜器和“钟离”铭文……2008年秋天，“双墩1号墓”的惊人发现将考古界的目光吸引到了淮河岸边。

雷达站下的怪异大墓

第一次见到这两座高达9米多的大土墩时，阚绪杭吃了一惊。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高材生、共和国的同龄人，从7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跑遍了安徽的每一个角落、参与了安徽几乎所有的考古工作的考古人，对安徽的古代文化了如指掌，但像这样庞大的封土堆在安徽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阚绪杭参加了新石器时代双墩文化的考古发掘。说来也巧，这个双墩村的得名就是村里的两个大土墩。“大土墩”？是封土吗？凭着职业敏感，当工作间歇期间，他专程到了两座大土墩前，他，被震撼了。

阚绪杭找来当地村民询问。从村民的口中，他得知，这两座土墩在20世纪70年代曾被解放军驻双墩某雷达连推平顶部，修建了雷达站，并在两墓墩内修建防空洞，致使墓冢遭到严重破坏。雷达站撤防后，防空洞被村民利用取土。可这土墩何时出现，问遍了村里的老人，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倒是有个传说一直在当地流传，说古代有十个太阳，二郎神为将其他太阳用山压住，他担山追捕太阳经过此地歇脚，发现鞋内有土，于是脱鞋倒土，结果倒出两个土堆，这就是今天的双墩。

职业敏感让阚绪杭仔细观察起这两座土堆。在取土坑洞中，他发现了白膏泥。白膏泥在先秦时期的南方地区墓葬中十分常见，一般用来防水、密封。从白膏泥和封土堆来看，阚绪杭初步判断其为战国或者西汉墓葬，他向蚌埠市相关领导进行了汇报。此后，这两座土墩被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保护起来。

村民们对“汉墓”的说法并不太以为然，他们更愿意或习惯将这两个土墩叫做“雷达站”。于是，这两个“雷达站”仍然矗立在双墩村。直到2005年6月的一天，双墩北侧土墩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利用当年防空洞挖成的9米深的盗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盗洞并未破坏至墓底。可是，盗墓贼对于墓葬的位置把握是非常准确的。据曾亲临现场勘查的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说，“很显然，该盗洞出自一个非常专业的盗墓贼之手。”

墓葬被盗未遂，加上当地街道需要整治，蚌埠市人民政府认为该墓葬不宜继续原状进行保护，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蚌埠市向安徽省主管部门申请抢救发掘保护，并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2005年年底，考古队进驻双墩工作，并将北墩确立为1号墓。巧的是这支考古队的领队正是当年确定双墩的阚绪杭先生。

为了弄清1号墓的情况，阚先生从洛阳请来了打洛阳铲的资深钻探“高手”助阵，勘测结果令他大为吃惊，这居然可能是个呈“亚”字形的墓葬。所谓“亚”字形墓葬，就是说墓葬有四条墓道。在古代，墓葬有没有墓道是区分墓主等级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在秦代以前，只有王一级的人物才有权使用四条墓道。在我国考古史上，除了商代晚期殷墟商王之外，只有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方国薄姑氏国君大墓、洛阳二十七中春秋周王陵和岐山周公庙周公家族墓地发现过四条墓道的大墓。此外，还没有标准的四条墓道大墓被发现。而在秦汉时期，也只有帝王才能使用四条墓道的大墓。

此时在安徽省六安市那边正在发掘的西汉六安王大墓，将全国考古界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阚队长手下的一位队员开玩笑说：“不会咱们也在挖另一个王的大墓吧！”阚绪杭没有回答，在发掘结束前，他必须保持冷静。

发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座墓太怪了！揭去地表土之后，怎么也找不到“亚”字形的墓边。“那时候，有人对北墩到底是不是墓葬产生了疑问。尤其发掘到墓道时，墓道短而狭窄，而且离墓底有3米，这并不符合一般古墓的形制。”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说。

怪异的北墩让考古工作者越发小心，他们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边发掘边记录，层层揭露，小心谨慎，生怕漏掉了一丝信息。然而，当封土层被层层揭去后，没有钻探的四条墓道大墓，却露出一圈圆形白土层，厚度在0.3米左右，直径在60米左右。白土层里边是一个直径将近20米的圆形大坑，是不是墓坑没有人敢确定。更奇特的是，圆形坑中，由深浅不同五色土构成的放射线形遗迹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放射线共有20条，除东南角4条线似被扰乱外，其他方位辐射线都很清楚，并有一定的角度规律，从空中俯瞰仿佛麦田圈或是轮盘。所有这些现象，在中国考古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考古工作人员被眼前的“怪异”现象惊呆了。

阚绪杭也被弄晕了头。到底是不是墓？要是它不是墓，按照墓来挖，挖坏了，破坏了迹象，丢了信息，那可是对历史不负责啊！发掘队里众位工作人员的意见也不统一，有的觉得是墓，有的觉得是特殊的祭祀坑，还有人认为，这个东西原来是个大土台子，现在这个坑只是基槽，上边的堆土已经被考古队给破坏了。 (本文来源：《中华遗产》杂志 )